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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性的自杀问题与防治

2014-05-04  [因果启示]

  当前世界性的自杀问题与防治

  一、台湾地区自杀案的统计

  (1)根据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自立晚报指出,台北市六、七月份共有九十一件自杀案。自杀者女多于男,大部分是青年。据消防大队“一一九”勤务中心统计,六、七两月份,台北市区共有九十一件自杀案件。暑假期间的自杀率较平日要高,因此警方呼吁家长多关心自己的子女及注意子女的生活行为。

  在九十一件自杀案件中,女性有六十三件,男性有廿八件,自杀年龄廿一岁至四十岁占绝大部分,其中以服用药物占最大比率。

  联考后,许多考生因为落榜,导致父母不谅解,而加以指责,引起考生不平衡的心态。除部分离家出走外,并有很多人以自杀来求解脱,逃避父母的不谅解。因此,警方呼吁学生家长对落榜的子女不要再加以苛责,考生本身因落榜心态上本就受了很大的打击,若再指责,必造成严重的不幸后果;子女万一不幸落榜,应给予更多的鼓励与爱护,使他减少落榜的忧伤,重新振作面对其他的挑战。

  (2)去年十大死亡原因恶性肿瘤跃居首位。一九八三年六月十日公布去年台湾地区十大死亡原因,恶性肿瘤已跃为第一位,自杀再度进入十大死因之列。

  去年十大死亡原因中,恶性肿瘤增加了百分之四点六,占死亡人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五,超越脑血管疾病,成为十大死因之首。自杀者增加百分之十点五一,超过前年的第十位肾炎、肾徵候群和肾变性病,晋入第十位。

  卫生署指出,恶性肿瘤以气管、支气管和肺恶性胂瘤居多,胃恶性肿瘤次之。死者年龄多在五十五到五十九岁间,可能与吸烟、饮食卫生、质量不均和环境卫生污染有关。自杀者年龄多在二十到三十四岁间,可能是升学、就业和社会压力造成个人心理卫生的障碍。

  此外,十大死因的第二到九位没有明显变化,分别是脑血管疾病、意外灾害、心脏疾病、高血压性疾病、慢性肝病和肝硬化,支气管炎、肺气肿和气喘、结核病、肺炎。

  卫生署指出,一九八二年台湾地区总死亡人数为八万六千四百五十二人,比前年增加两百四十八人,但每十万人口死亡率降为四百七十二点五人,比去年减少七点二人。

  二、自杀个案的报导

  (1)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九日联合报报导: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学生黄启地,八月十八日上午在他家花莲县玉里镇乐合里附近的小溪畔服毒自杀身亡。

  警方说:廿一岁的黄启地,家住玉里镇乐合里十八邻廿六号,八月十八日上午九时半,在乐德公路乐合里的一条然名小溪畔,被人发现服毒死亡。警方人员前往查验,发现他身旁有农药及遗书。

  他在遗书中述及他父亲未理他,现由他祖母林月凤照顾他。他在念书中,每月都由他祖母寄钱给他作生活费及求学之用。

  黄启地在失去父母爱之下,心情一直不好。特别对他祖母的百般照顾,一直过意不去,使他感到很对不起祖母、太劳累祖母。加上他失去父母亲情,使他此次放暑假返家时就更闷闷不乐。对人生缺乏了意义,以致走向极端,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免祖母再为他操心,筹学费及生活费。

  (2)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九日台湾联合报报导,侯硐派出所警员林国兴,奋勇跳下基隆河中,把一名孕妇救起,瑞芳分局十八日报请县警局表扬。

  林国兴是在本月十七日下午八时许,天已昏黑。他发现基隆河介寿桥下,有一名妇人往深水处走。他乃到桥下,接近这名妇人身边,大声呼叫。可是这名少妇似乎不理会他,并且继续往深水处走。他看情形不对,虽然身穿制服,也顾不了许多,把帽子脱下来,立刻跳下水中,把这名妇人救起。

  后来林国兴才知道,这名少妇大腹便便,是一哑女。因在家受了刺激,一时想不开,要投河自杀。幸好被他发现,救回了两条性命。

  (3)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台湾中央日报报导:台北市师大附中应届毕业生沈诗苑,因承受不了大学联考压力,二十七日凌晨在木栅家中服农药自杀。二十七日上午其家人发现时,沈诗苑已不治死亡。检察官、法医验尸后已证实沈诗苑系服毒自杀。

  沈诗苑(男,十八岁,住台北市木栅区军功路一四三巷廿九号)系台北市师大附中应届毕业生。二十七日上午十时许,其家人发现沈诗苑服下农药自杀死在房内,并留有一封遗书。

  沈诗苑所留下的遗书指出,害怕考试,受不了大学联考压力,所以才服毒自杀。他并交代他的家人在他死后替他做三件事。第一:死后将他心爱的唱片一起合葬;第二:不要请道士在他的葬礼上作法,要放一点柔和的音乐;第三:把他所有的书烧掉。

  检察官、法医据报后,赶到死者家中验尸,证实沈诗苑系服农药自杀,死亡时间约在廿七日凌晨。

  沈诗苑的父母说,沈诗苑在服毒自杀的前一天晚上,情绪不太稳定。曾向家人说,对于大学联考没有把握,不太想参加考试,但是没有自杀的徵兆。

  沈诗苑的家人二十八日发现他们的爱子自杀后,显得十分悲伤。家中一片愁云惨雾,哀愁的气氛令人鼻酸,对于沈诗苑自杀一事也不愿表示意见。

  师大附中校长黄振球率同训导主任与导师,二十九日到沈诗苍的家中慰问。

  据了解,沈诗苑的家庭并不幸福,父母离婚多年,他一直与母亲及祖母居住。

  沈诗苑经查证是出生于十八年前的昨天——六月二十七日,而他竟选择这个甚具“纪念性”的日子自杀?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

  沈诗苑,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出生,至昨日正满十八岁。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日报报导:距离今年大学联考还有三天,十万名考生的心理压力也一天天的加重,如何使考生能从容的面对这场升学考试。台大心理系教授黄光国表示,考生们首先在基本态度上要建立一个观念——“条条道路通罗马”。联考只是人生许多关口之一,不是今年的大学联考失败了,整个人生道路就因此黯淡,只要尽力而为即可。

  黄光国指出,家人们这两天对考生的态度也十分重要,不要患得患失,造成考生们过重的心理负担。

  黄光国说:考生们若感到任何困难,可与几位知心好友交换意见,互相倾吐胸中的苦恼、不安,彼此鼓励、安慰,相信可减少许多困扰。

  台北市立和平医院神经精神科主任张典齐、针对师大附中学生沈诗苑自杀案发表谈话,他希望每个从事教育者都要有爱心,不要把自己的名利建立在学生的痛苦上。

  他并希望为人父母者,不要要求自己的小孩都能达到某种程度,因为每个人压力忍受度不同,忍受度若低,而承受的压力又大,就易发生不幸事件。

  他希望家长及教育人员对参加联考的小孩特别注意,因为他们正处于青春期,内心矛盾,常觉得自己已长大,而又得依赖家庭。因此对自己的价值特别敏感,只要稍有不如人处,即会很在意,也容易钻牛角尖。

  张典齐呼吁学生,不要把求学这一阶段当成一生,也不该以求学时的成绩评判自己的价值。

  台北市立建国中学校长黄建斌表示,联考只是对学习成果的一种鉴定,考生不应该把得失看得太重。尤其是平常学习正常的学生,更是不必紧张,只要按部就班准备,应可考上理想的学校。

  黄校长希望应届毕业生在考前最后几天,放宽心情,保持常态,抱着“尽其在我”的观念努力以赴,但不要计较成败如何。

  他希望家长及考生们建立“行行出状元”的观念,不要硬钻大学联考的“死胡同”。

  《中央日报》短评报导:师大附中的一位应届毕业生,二十七日上午服毒自杀,原因是害怕考不上大学,有负父母、亲友、师长的厚望。

  根据以往的经验,每年在考季前后,总会发生几起应届毕业生离家出走等意外事件。升学压力给考生带来的心理负担,已不单纯是个人问题,而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了。

  天下父母心,那个不期望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而“水往下流,人往上走”,那个年轻人不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事实上,大学这道“窄门”,每年只能容许三分之一的考生进入。但门内、门外并非此生成就的分界线,而只是再奋斗的另一个起点。行行出状元,殊途而同归,焉知“门外”者将来的成就不如“门内人”?

  顺境不足喜,逆境不足忧。居逆境中,能有周身皆针砭药石的自觉;处顺境内,能有眼前尽兵刃戈矛的警惕。则不论升学或就业,均可成就自己,造福人群,贡献国家。

  了解这层道理,父母就不应给儿女太多的压力,而考生也不必有“唯有读书高”的执着。只要能依性而行,量力而为,则海阔天空,何处不能翱翔?

  六月二十九日联合报报导:有人自杀,总会有人同情;倘自杀的是年轻人,当更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但这次对于十八岁的沈诗苑自杀,似乎只能表示惋惜,不应表示同情。因为我们不希望年轻人缺乏勇气,缺乏斗志,任性轻生,辜负了家长的养育和国家的培育。

  台北市国立师大附中可说是明星学校之一,考进师大附中高中部的学生,可说是已经踏上了升学大专的初阶,家长们自然对之期望很高。本届师大附中高中部应届毕业生沈诗苑,觉得家人对他的期望甚高,精神上的压力很重,一时想不开,竟然服毒自杀。在所留的遗书中:一要将他喜爱的唱片为他陪葬;二要将参考书全部烧掉;三不要道士念经吵了别人。“哈哈乾脆放些轻音乐缓和一下气氛”。最后又来一次“哈哈”,遗书里一再出现“哈哈”字样。

  高中应届毕业生有看不完的参考书,有做不完的习题,更有考不完的考试……再加上家人的“期殷责切”,压力之重,可想而知。但我们却不能不硬起心肠,鼓励年轻人拿出勇气,拿出斗志,迎接“联考”的一场大会战。断不可逃避现实,两声“哈哈”,撒手而去。

  据该报的另一篇报导:国立师大附中校长黄振球说,已自杀死亡该校毕业生沈诗苑的毕业成绩,智育总平均七十三分,智商一二六。这种程度应该可以考上大学,联考对他而言,应不是压力。

  沈诗苑选丁组,各科成绩算中等,不过高一时数学不及格,高二英文、数学也不及格。高三上学期成绩较好,在二百廿二名社会组学生中,排名七十七。

  黄振球说,沈诗苑生前曾在同学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一段话:“别为过去而追悔,也别为将来而幻想,最美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口气不像是悲观的样子。

  沈诗苑生前就读四六六班。教他国文的导师刘兆熊表示,沈诗苑平时个性稍微内性,除了上课偶而跟后座要好的同学讲话,一切表现都很正常。可能是最近他的外祖母对他期望过高,让他转变了对人生的看法,家庭因素对他的情绪或许有些影响。?

  三、自杀——有徵兆可以预防

  自杀的徵兆及其预防

  根据消防大队勤务中心统计,一九八三年六、七两月份,台北地区共发生九十一件自杀案件,比率超过往年同月份。警方呼吁民众多关心、注意家人的生活行为,以避免无谓的牺牲。

  (1)一般人的错误观念

  马偕医院蔡守仁医师指出,一般人对“自杀”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例如:“说要自杀的人不会自杀”、“自杀没死就不会再自杀”、“真正想自杀的人不会再自杀”、“真正想自杀的人不会让人知道”,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在临床上往往并非如此。

  蔡医师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个案显示:在采取自杀行为前,自杀者会预先表达出自杀的意念或有示警求援的徵象;而大多数自杀未遂者会再度尝试自杀行为。曾有一名年轻女性,历尽十八次各式各样的自杀方式,才得以如愿了却一生。

  根据行政院卫生署统计,自杀在一九八○年国人主要死亡原因中名列第十位,其中男性一○一一人,女性七四八人。这个数字在一九八二年仍居高不下,平均每天将近有五个人因自杀死亡。

  研究自杀行为的专家学者们公认,上述的统计数字,仅是最保守的估计。自杀死亡被列为意外死亡者不在少数,例如:车祸、失足跌死、游泳溺毙、药物中毒等致命原因。表面上似遭受意外事故,但其中导因于自杀意图,藉意外事故以达到求死目的者占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实际自杀死亡人数远超过行政院卫生署的官方报导。

  (2)自杀未遂女多于男

  生命线协谈中心表示,在台湾自杀死亡者之中,男女比例约为一点五比一。但是自杀未遂的案例,女性则超过男性。换言之,女性自杀者虽多于男性,但真正自杀死亡者,却是男性较多。

  究其原因,男性的自杀方式通常较女性激烈,如服毒、自缢、跳楼、卧轨、自焚等,往往立即毙命,救之不易。女性的自杀方式则较为温和,如吃安眠药、开瓦斯、割腕、跳水等,获救率相对的提高。

  与外国比较,台湾自杀死亡率低于德国、日本、丹麦、瑞士、匈牙利、奥地利及瑞典等国;但高于埃及、以色列、意大利及西班牙等国。

  (3)自杀意念通常外显

  据马偕医院协谈中心一九八二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依年龄划分,十五岁到廿九岁阶段,以感情纠纷及婚姻不谐为自杀主因;卅岁到四十四岁阶段,以家庭冲突及经济困难为主;至于四十五岁以上者的自杀原因,则主要是经济问题和身体残疾等困扰。

  心理学者认为,自杀者的自杀意念通常是外显的。其亲友只要稍作观察,便可发现其情绪反应有自杀徵兆。最普遍的是忧郁。典型忧郁的症状是失眠、体重减轻、食欲不振、沮丧、社交退缩、凡事漠不关心失去兴趣、身体疲惫以及严重的无助感;自杀的可能性,随着这些徵兆的出现而增高。

  另外有些个案,自杀者则呈现紧张、焦虑、罪恶感、羞愧等徵兆,以及难以控制的冲动、易怒、敌视等的激动情绪反应。

  心理学专家林光灿指出,近年来的趋势是学历愈高,自杀率愈高;社会各阶层中以白领阶级自杀率最高,而工业国家的自杀率又高于农业国家。

  经济学者们认为,社会经济的波动对于自杀率的影响愈见明显。只要社会经济变动,无论是成长或萧条都会提高自杀率;反之,在社会经济稳定时,自杀率则会下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自杀率随着通货膨胀而升高。

  台湾正值工商业突飞猛进,社会急剧变迁,自杀的严重性与日俱增。从传统社会走入现代社会,随着离婚率的提高也带动了自杀率的成长。

  现代医学愈来愈发达,一般疾病死亡率锐减,寿命延长了,然而自杀问题却愈发不可收拾。当我们面对失业、婚姻困扰、经济不景气、知识分子的无力感、老人问题、残疾问题时,我们也同时感受到“自杀”带给我们的阴影。

  (4)防治工作亟待重视

  一般认为,“自杀防治”不是一项消极的治疗工作,而是社会病态的一句警语,更是社会问题的探测器;“自杀防治”的对象也非仅限于狭隘的个人,而应涵盖整个社会。

  民间对于“自杀防治”的推动与参与固然令人欣慰,但是最迫切需要的,还是政府主管单位的重视与更积极的作为。

  四、自杀预防与电话危机调适法

  在大多数的自杀危机个案中,当事者寻求别人的协助通常分为几个阶段。首先,向当事者家人、亲戚或朋友发出求助之信号。第二阶段为向熟悉之专业者求助,例如:家庭医生、牧师、警察、律师、学校当局及公共卫生护士等。如果自杀之企图仍然持续时,则当事者需要社会服务机构自杀预防之专业者之协助。如果上述资源均无法阻止当事者时,则真正之自杀行为发生,此时当事者会被送入医院急救。在医院中协助自杀未遂个案之专业者有精神科医师、心理学家、精神病理社会工作者,及精神病理护士。

  一般社区中能够协助有自杀企图者的机构有精神病院、综合医院、精神病诊所、社会工作机构,例如:家庭服务中心、复健中心、及职业介绍中心等。台湾目前常设的自杀预防机构或中心有:张老师青年辅导中心、马偕医院自杀防治中心、生命线等。自杀预防中心的设置不论在国外国内,目前已是很普遍的现象。

  本文将进一步讨论以电话做自杀预防工作时的一些调适原则。

  当自杀企图者来电话求助时,工作者做电话危机调适的步骤有五,此五步骤之程序先后依危机情境而定,数个步骤亦可同时进行:

  一、建立关系、保持联系及收集资料。

  二、了解并辨认问题的核心。

  三、对自杀潜能的评价。

  四、协助资源之运用。

  五、咨商及治疗计划之拟定。

  兹就上述五步骤,详细分析说明——建立关系、保持联系、及收集资料

  工作者接到求助的电话时,脑中必须有一重要之概念:即当事者做了明智的选择——来电话求助。因此,工作者必须很友善、有耐性、有兴趣的来接听电话。无论当事者在电话中如何叙述他的困难,既然来电话,已显示当事者希望别人助一臂之力的动机。

  首次电话会谈必须收集与当事者本身最有关系之资料。例如;当事者之姓名及电话号码;与当事者有密切关系者(家人、医师、雇主、朋友)之姓名及电话号码,以备万一无法与当事者取得联系,或紧急事件发生时之用。首次会谈之即刻目标是在收集资料,以做对自杀潜能评价之参考。为取得这方面之资料时,工作者多采直接之问句,以探求自杀之动机以及当事者对自杀此事之感觉。例如:“你计划如何自杀?”“你吃了安眠药吗?何时?多少?”等,有时候这些问句亦可使当事者卸下一些心中不安之感。

  了解并辨认问题的核心

  自杀企图者多呈现一种极度的混淆与解组的情境。因为当事者往往对自己之主要问题的核心不清楚。所以在电话中常有语无伦次、含混不清之情形。工作者最重要之协助为帮助当事者了解并辨认其所面对之首要及次要问题。例如:一位女性来电话,哭泣地述说她觉得自己无价值、失望、无用、不是一位好母亲,家庭没有了她也许更好……这些感触其实是一种对真正问题之反应。工作者发现这位妇女的真正问题乃是她与丈夫不合、婚姻不愉快而萌生了轻生之意念。当工作者指出她问题之核心之后,当事者便能够借此诊断而更清晰的了解自己之困境。

  有些当事者往往对自己之问题有很清楚的认识,但他来电话求助之主要原因乃因为能够用来解决问题之有效资源已用尽,或不知如何运用有效资源;此时协助之方针,即在对各种协助资源之选择与利用。

  对自杀潜能的评价

  自杀潜能,系指自杀企图者在目前或不久的将来有自尽的可能。有关用来衡量自杀潜能之参考项目曾由洛杉矶自杀预防中心(LosAngelesSuicidePrevention)以及德州阿比邻自杀预防服务(AbileneSuicidePreventionService)以研究与实务经验之方法拟出。自杀潜能的程度由尚无生命之危险,到高可能性、即刻性(紧急性)死亡之发生。无论何种程度之潜能,工作者接到电话后,须马上设法阻止自杀之企图。为达成此目标,工作者必须能够极准确的对自杀潜能评价。自杀预防工作之计划将依自杀潜能之程度、当事者问题之核心、当事者的人格,以及有效资料而决定。衡量自杀潜能之参考项目分述如下:???

  一、自杀情境

  危机经验——自杀企图者经验一种危机之情境。危机经验系指个人对其每日生活中不甚熟悉或意外的经验,而导致个人经历一种失去平稳或解组之情境。个人面对自杀危机之最大因素,乃是在精神上受到某种不能忍受的问题之打击,而产生失望与束手无策之心理状态。这些压力迫使个人必须寻求即刻解决之方式。解决的方式(行动)中,属于不良适应者,即为自杀企图。

  大多数自杀企图者均认为:他们所面临的危机是无法挽救的。他们产生了一种无望(hoplessness)之感觉——相信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痛苦的生命,或不幸的境遇。研究报导指出,约有九十六%的自杀企图者深信他们的困难是无法解决的。虽然如此,依据危机理论,危机经验与其他情境,系指某种情境使人无法永远忍受下去。因此,此情境必须改变。个人面对危机情境时较平常更易接受外来之援助,故在适当的时候给予面临危机者协助(包括医疗调适),是极奏效的。依此理论,自杀企图是可预防的,可挽救的。矛盾感

  人类求生的欲望是强于求死的欲望。有自杀企图者的问题即在于求生与求死之间的挣扎。他们一方面想死,一方面亦想活,这种矛盾的心理带来了无限的痛苦。例如:当一个人受到爱情的束缚时,他也经验一种极端爱恨交加之矛盾感。因此,常有向爱人泼硫酸而后自杀之情形发生;亦有些企图自杀者在服下大量安眠药后,在药性未发作之前即喊出呼救之声;某些人则站于高楼窗外,踌躇是否要跳下一死了之。

  每个人对求生与求死之欲望强度不同,但如上所述,前者多强于后者。也因为这个假设,而使自杀预防能有效的施行。协助企图自杀者时,必须对此二种欲望(动机)先做一评价,而后导引其走向求生之途。

  沟 通

  自杀行为是一种极度无助与绝望的情绪表达信号。自杀行为实际上亦是一种求救的信号——企求别人了解其处境与心愿。自杀企图者的沟通方式有直接用口语者,例如向别人说:“我不愿再活下去!”“我要杀死自己!”“我要悬梁自尽!”亦有以行动来表达者,例如要购买手枪、安眠药;忽然决定要立下遗嘱或赠与别人自己所心爱之珍物等。沟通的方式包括直接与间接二种方式,但多针对某特殊个人。当沟通的方式属于间接法时,协助者之首要任务为探求当事者内心之意图为何?沟通之真义何在?了解与自杀企图者沟通之真义,能助长协助者对他的处境做较正确之评价,并易探求导致自杀之有关因素。

  二、年龄与性别

  研究报导显示:自杀率多依年龄之增长而增加;男性较女性之自杀率为高。即言,年长之男性自杀企图者之危险性最高,年轻女性最低。最近统计发表,在美国年轻人自杀率有日增之势。

  三、自杀计划与自杀工具

  自杀计划可以说是用来做自杀潜能评价之最好参考项目。自杀计划包括:(1)当事者所计划之自杀方法之危险性(致命性)程度;(2)自杀工具之可能性(Availability);(3)自杀过程之详细程度。

  最危险(致死)的自杀工具有枪杀、上吊及跳楼。如果来电话者声言曾用上列工具(方式)或将用之,则其自杀潜能及危险性甚高。其他能导致死亡之工具(方式)亦不可忽视,例如:服用巴比妥酸盐、一氧化碳中毒Carbonmonoxide及割腕等。假如当事者不仅在电话中“威协”他所用之自杀工具,并且能够详细的说明工具之牌子、分量、时间、地点,即表示此人之自杀潜能性极高。

  进一步之评价工作则有赖于当事者之精神状态诊断Psychiatricdiagnosis。统计指出,精神病患者之自杀率极高,约每十万人中有三十七人(LeterandLester,1971)。它的原因之一是;大多数之精神病患者所用之自杀工具均属于较易致命者,以至于无法拯救或即时阻止。

  四、以前之自杀企图记录

  自杀未遂者再次尝试相同之意念的可能性是极高的。研究报导指出,约有七十五%的自杀者曾经有过自杀企图之记录。

  五、紧急性或长期性

  紧急性的情境较长期再三发生之企图更为危险(许多长期性之自杀企图者亦成了长期性之来电话者)。但是紧急性之自杀企图行为者(因紧急危机而引起之自杀意念),则比慢性自杀企图者较易接受调适之工作,亦较有效。

  六、亲人或心爱者最近逝世或离去

  如果在近期内有亲人或心爱者过世或离去(离婚、遗弃、分居)时,则自杀企图之潜能性随之增高。分离的预知与过程,往往已造成当事者极度之忧郁。因此,当事者亦可能在事情发生之前即有自杀之企图。当然,事情发生时,即自杀企图潜能之高峰。

  七、疾病及身体上之徵兆

  企图自杀者的健康状况,是提供自杀潜能很好之参考资料。当下列与医疗有关之徵兆发生时:手术失败、生活机能衰退(长期性)、不眠症、癌症或对其他绝症之恐惧、气喘、性无能或对性行为失去兴趣等,当事者之自杀企图潜能随之增高。这些病症往往能改变当事者对其个人之概念image,concept。长期或急性恶疾对年高者尤其能造成一种心理上之威胁。因为他们往往认为这些疾病无法医治,回生乏术。此外,年高者在长期受疾病之煎熬时,亦常会有寂寞及联想别人对他不关心、不照顾等灰心失意之感触。此时,若再加上经济上之困难,此情境能加强疾病对个人之威协,而导致万念俱灰之境。

  八、情绪上之困扰

  当事者打电话来求助时,他在电话中表现的情绪是预测自杀潜能的一个很重要之指标。这方面资料之收集可由下列问题中取得:“你为什么此时此刻来电话?”如果当事者的声音语调显得疲倦、忧郁及无精打采,则代表他面对一种情绪上之压力stress,其自杀潜能极高;因为这些指标说明了一种无法自我控制的情境。此外,相反的情绪表达,例如:语调中充溢着纷乱之意念、吼叫、嘶喊及惊叹等,也是危险的信号。如果当事者此时不断的否认自己有自杀企图,这亦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而当事者在电话会谈过程中有很显著的情绪改变,则是一个好的现象。能够导致情绪压力之情境有:

  (1)失去感(losses),例如:上述之因死亡、离婚或分居而失去心爱者,职业、地位、尊严或钱财上之重大损失。

  (2)上述之重疾、意外事件、畏罪等。

  (3)有时候因为成功,例如事业上之成功及职位之高升亦能引起不安与紧张度。情绪上之压力必须由当事者而非工作者之观点来衡量。

  虽然心理诊断工作多由精神科医师来负责,但志愿服务者在接电话时,由会谈中亦可探测当事者之心理状态。较明显之心理徵兆有:幻想、迷惑、错觉以及脱离现实等,均表示当事者面临个人解组之境。此刻若当事者同时为下列经验所困扰时,则自杀企图之潜能加强,如:酬谢问题、吸毒问题、同性恋以及上述之极端忧郁沮丧等。

  除非当事者有极确定之致命的自杀计划,否则上述各项仅是参考资料而已。它必须配合各项资料,而决定自杀潜能之程度。例如;忧郁之情绪可能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程度之威协。一位年轻人在电话中说他觉得很疲倦、忧郁,并且有开车在公路上自尽之念头。并言婚姻不美满,想与太太分居。可是他仍每日照常上班,每日按时回家。此个案之自杀潜能显然低于下述个案。一位老人曾有酗酒问题之纪录,目前独居,无亲无朋可照顾他。他计划以家中之手枪来自决。这个个案应是属于危险性极高者。社会资源的运用

  如果当事者表示债务缠身、无亲无故,而且打电话求助的当时,身边无人相助,此时之自杀潜能是很高的。有些人则自动离群索居。或与社会失去接触,对个人之仪表不顾,对工作或功课表示不关心等亦是重要之徵兆。首次电话交谈时除了对其自杀潜能做评价之外,并要找出适当的协助资源以及如何有效运用这些资源。协助资源大体上可分为二类:非专业资源及专业资源,分述如下:

  一、非专业资源

  1.家庭——当危机发生时,家庭(家人)乃是最宝贵之协助资源,工作者应该鼓励当事者与家人讨论他的问题。如果当事者不愿家人知道他的处境,而工作者认为家人能够助一臂之力时,仍应通知家人协助。在这种情况下,很重要的一点是工作者必须先告诉当事者这项计划。尤其在我国传统之家庭制度下,家庭对个人之照顾与协助似有道义上的责任的。

  2.朋友——当事者的好友能够给予他与家庭一样之协助。因此,与上述相同,朋友应被安排与当事者在一起,给予他一些精神上之慰藉。朋友也常为最忠实的听众,他能给予当事者一个发泄情绪之机会。

  3.家庭医师——虽然我国尚未有家庭医师之制度。但是,若当事者认识任何医师时,也可通知他们做为协助资源之一。?

  4.牧师、神父——假如当事者是虔诚的教徒,则认识的牧师或神父(及其他宗教性人物)当可协助当事者之困境。

  5.雇主——假如当事者的困扰原因与其职业有直接的关系时,工作者当鼓励前者与他的雇主或同事讨论他的困境。

  6.警察——虽然近年来,有些警政人员已开始接受社会工作之专业训练,但仍不普遍,因此我们仍将它列为非专业资源之一。通常仅在紧急之状况下才需要求助于警察。下列三种情况属之:(1)如果来电话者声明他目前正在进行自杀之举;(2)如果来电话者忽然间无缘无故的将电话挂断,而且,当工作者打回去,无人接电话;及(3)如果第三者报告某人正在进行自杀。在这些紧急情况下,请求警察协助的最大好处是:他们能较其他资料更迅速地到达出事地点,或护送自杀者到医院急救。

  7.医院——工作者必须对区内之医院及诊所之位置有所认识(尤其设有急诊室之医院),以便紧急状况下能马上通知救护车到场,或指示当事者家人、朋友接送当事者到邻近医院。

  二、专业资源

  1.本机构——如果当事者显出极高的自杀潜能时,工作者认为进一步之深度谘商工作有必要的话,便应照会当事者来本机构接受专业人员之协助。替当事者订下会谈之约,亦可使当事者感到一丝希望。(“本机构”是指张老师青年辅导中心)

  2.其他社会工作机构,及社区内精神病院或心理卫生中心——当工作者认为此个案之自杀企图并未很高,不过当事者显然为一些事情(如:家庭纠纷及其他人际关系问题等)所困扰时,应该照会当事者到这些专业机构做进一步之调适治疗或咨商。

  3.私人诊所——有些来电话者需要心理治疗,工作者可介绍至声誉好之心理治疗诊所。如果来电话者已经接受心理治疗,除非有特殊原因,工作者应该鼓励当事者回到原来之诊所。谘商及治疗计划之拟定

  谘商及治疗计划之拟定依当事者的自杀潜能、有关资料及资源而定(此三者统称“当事者的自杀地位”)。一般而言,自杀潜能性愈高者,工作者的角色愈采主动积极的方式。如果当事者的自杀地位无法控制时,应采立即住院治疗之方式,约有10%的自杀个案属于此类。若决定照会自杀企图者入院治疗时,最好有家人或朋友陪同。这时很重要之一点,绝对不应让当事者单独一个人。大部分来电话者均属低潜能性者,有时候富有同情心的聆听,了解即可解决问题的。

  如当事者在晚间来电话求助时,工作者最重要之任务是:协助他如何减轻及消除因时间(晚上)而带来的额外情绪负担,即如何将今晚打发过去是即刻之目标。工作者特别重视此个案是否属于高潜能者,以便采取立即救助行动。

  如果自杀正在进行中,当事者来电话(此种个案约占总个案数一~二%左右)求助时,除了听取当事者有关资料之外,并应即刻决定是否联络救护车、当事者的私人医师或警察,因为此刻最重要之工作是医疗上之照护。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照会当事者到上述各项资源时,工作者应持道德上之任务。因此,照会之后,工作者除了提供有关资料之外,并应在适当的时候做追踪访问。

  转载自《张老师月刊》

  五、自杀防治的社会力量

  清晨两点,正当你昏昏欲睡时,电话铃响。强打起精神,拿起话筒“喂!”了一声,对方没有反应,这真是一个怪电话。犹疑了一会儿,对方终于开口了,他说,他想自杀!

  这一幕似乎有点戏剧化,但也可能发生在真实的生活中;或许今晚就会来上一通,打电话的人真有自杀的意念(据估计在洛杉矶每年有七万二千人曾有自杀的意念),而接电话的人则是洛杉矶自杀防治中心的夜间值班人员。他受过半专业化的训练,他透过电话,带给因孤独、痛苦、迷失、沮丧而陷于心理崩溃边缘的人予一线生机。这一线生机包含着:同情地倾听,相互沟通,以及收集资料。洛杉矶成立自杀防治中心

  自杀意味着人生阴暗的一面。有史以来人们曾经以利刃、绳索、手枪、毒药等工具自杀。自杀防治的观念,从二十世纪才发展起来,它包含社会工作和医疗服务。一九○六年纽约市成立第一个自杀防治机构——美国全国救命联盟(NationalSave-A-LifeLeague)。直到一九五八年洛杉矶自杀防治中心成立,在自杀研究临床工作方面才有较重大的进展。

  紧急电话系统仅是自杀防治中心的一部分,自杀防治中心还从事谘商、治疗、训练、抽样研究、应用研究、社区服务,并以发表论文和演讲的方式传播有关的资料。

  从一九七○年代开始,洛杉矶自杀防治中心便着手研究各种伤害自己的行为,包括:酗酒、药瘾和交通事故。

  该中心执行董事山姆SamHeilig表示,自杀防治中心的年度经费是三十五万美元。并将在司法部的资助下,进行药瘾戒除计划,使得年度经费提高到八十万美元。目前在该中心接受劝戒的人有八十五位;新的计划开展以后,将增加到三百人,其中包含假释和缓刑的人。自杀者事前会有徵兆

  或许,有人会认为,“个人有权依照自己的意愿处理自己的生命”;因而反对自杀防治。专家们则以为,自杀防治并不以强迫当事人接受的方式进行。一些研究报告中显示,有自杀意图的人,情绪上往往陷入冲突的状态,他们既想寻死,又想打开一条生路。因此,他们会有一些特殊的行为,可视为“呼救”的表示。

  临床心理学家法伯洛NormanL.Farberow和薛耐德门

  Shneidman相信企图自杀的人,会无意中露出某些徵兆;如果能够加以警觉,就能防治自杀。他们提出在华盛顿做过的几个案例,受到国家心理健康组织NationalInstituteofMentalHealth,允许,设置洛杉矶自杀防治中心,展开第一个五年工作。

  透过危机调适,使得自杀防治工作有所进展。自杀防治中心的一位共同指导人表示,危机调适有其必要性,但对具有高危机性的人而言,这还不够。高危机性的人,占与防治中心接触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假设全年有一万人与防治中心联络,其中就有二千人有严重的自杀倾向。他表示,典型的来电话者是二十至三十九岁的妇女,她们的自杀倾向都被慎重地处理,而告降低。

  为了达到防治效果,防治中心特别为高危机性者设计一项实验性的计划。在防治工作中,低危机者或危机缓冲者都会受到控制。而由随机选出的高危机者的一组,则由半专业化的志愿工作者长期观察(一年或一年半)。患者被派到各小组,由各小组负责患者对中心的联系工作。志愿工作者透过电话、聚会和作业来进行。这个计划是要帮助经常性的情绪低落者、疏离感者和酗酒者;假设这种人因畏病被送进医院治疗,然后再回家去,而心理上似乎不曾有丝毫的改变。防治小组在处理这类病人时,则以改变他的生活模式为着眼点。

  运用团体心理治疗

  防治中心开始采用团体心理治疗,法伯洛说;团体治疗很少用于自杀防治之上。由于团体治疗特别适合孤癖、疏离、迷失的人;然而自杀者是最难以打交道的一类。

  今年中心发展出团体治疗的三段设计:第一阶段是紧急团体,或称为“坠入”团体;每周聚会三天,每次一个半小时。它是为长期处于高危机状态的人设计的。据治疗计划的执行人施佩克NaomiSpecht说,团体的成员会更开放,更能交谈;每次聚会成员和治疗师会有所变动,患者总是维持在六名左右。法伯洛指出团体是否能成功的互动,使成员彼此建立良好关系,在于治疗师的技巧。经常有人被邀入团体,但因受到骚扰而无法沟通;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似乎没有放开心情的成员,帮助他们打开话匣子,加入团体的讨论。

  团体第二个阶段有六至八周,都由相同的成员和治疗师组成,继续讨论共同剩馀的问题。第三阶段是个长期的团体,成员被要求留下来做长期治疗。患者可从团体一个阶段转到另一阶段。

  科诺根据一项数学方式推算出,防治中心在过去十年内阻止了六百名自杀者。这条数学公式是以有自杀意念、企图自杀,和实际上进行自杀的人数百分比做基础。

  防治中心指出其他的评量自杀率的标准,社区互动是其中的一种。防治中心和一些团体订有合约,以提供服务,调查可疑的死亡,使死亡原因的纪录更精确。

  防治中心的训练工作

  防治中心提供不同的训练课程,也为其他行业的人士举办讨论会或研习会,对象包括老师、警察、牧师和心理卫生辅导员。该中心在一九七一年,有四千名学员接受自杀防治理论和技巧的讲习。过去十年内,有一百位临床工作者在此受训,并在城内服务。训练小组有十二名主要成员,包括心理学家、精神科医师、社会工作员;他们为不同的学员设计不同的课程,也在当地七所大专院校开课,讲解自杀和自伤行为。

  法伯洛指出,在防治中心成立之初,有许多人和他们保持距离,拒绝谈论自杀防治之事;现在自杀防治的观念已被接受,且成为热门的研究题目。他认为防治中心的努力,对于促进自杀防治研究中心(全国性组织,一九六六年设立于马里兰州)也有贡献。

  当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中心的人员就了解到,人手不足以包办接听电话、进行研究、计划和其他事务;于是在一九六四年采用半专业性的志愿人员接电话。至一九七二年时,已有一百二十五位志愿人员分四班接电话,当时每年的电话约有一万通。

  志愿人员需先接受三十个小时的电话工作课程训练,然后还有一连串的在职训练,也有一些人接受进一步的训练,成为团体治疗计划的共同治疗师,或研究工作的助理人员。

  这些专业、准专业和半专业的辅导员,有家庭主妇、教师、出纳和学生。他们都很熟练。施佩克太太说:偶尔也有医生召请他们协助,以处理自杀的患者。

  起初,义工们透过转接系统,从每晚五时起,在家里接听电话;一九七一年起,晚上十一点以前的电话,会先转入中心。施佩克太太又说:这项措施使中心能兼做其他的事,也使打电话求助的人不致延误。

  见习的义工不必缴付费用,但中心要求他们至少服务半年。该中心也为其他社区、心理卫生机构训练人员,担任自杀危机辅导的临床工作助手。经常有少数民族的代表前来接受训练。施佩克太太指出,说西班牙语的人容易受到语言的限制,而无法利用防治中心;而黑人则与当地的社会牵扯太多,而不便利用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总之,中心的求助者约有半数来自市中心。因此,防治中心特别安排训练社区人员的计划,协助社区担负起心理卫生的重要角色。

  自杀防治的成效

  防治中心的成效如何?希利说:洛杉矶地区一九七○年度死于自杀的约有一千五百人,高于车祸死亡人数,是凶杀的二倍,且较一九六八年度多出四百人。而二十九岁以下的年轻人,自杀率则告上升;从六○年到七○年间,二十至二十九岁的男性自杀率由十万分之十八,上升为十万分之四十一;同一期间,同一年龄层的女性,自杀率由十万分之六上升到十万分之二十六。整个洛杉矶地区的自杀率为十万分之二十,几乎是全国平均自杀率的二倍。

  中心评估,约有百分之一至一点五的来谈者还是会自杀;另一方面,仅有少数企图自杀的人,会和防治中心联络。

  他们为何只打电话来?觉得人生乏味?生性紧张无法放松?抑或感到完全疏离?不知道有防治中心一类的机构?以上的原因都有可能,而不知道有防治中心,可能是个重要因素。很可能八百万洛杉矶居民中,极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有这个中心;但是过度的宣传,可能导致来电泛滥,无法控制的后果。

  法伯洛说:这是问题的核心。我们觉得公开宣扬后,缺乏足够的设施来回报,会把事情搞糟。

  罗伯Robere,是中心的共同指导人兼主要精神医师几年前曾表示,每年城内有一千二百人自杀,而防治中心要阻止三百件,才能使自杀率有显著的降低。如此则需每年与三万五千人接触,几乎是城内经常有自杀意念人数之半,而且是平常来电话人数的三倍半。

  人际关系是重要关键

  不论是用那一种接触或治疗,防治中心需先发掘出自杀者自己的资料。首先要找出关系人——他的同伴、情人、父母、亲戚、朋友。薛耐德门Shneidman说:大多数的个案其所处自杀的情境与他的人际关系有关联,处理时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效果就不会很完全。个案的家庭、朋友和辅导员的涉入,以及防治中心和其他专业性、社区内的资源构成强力的支柱,给予个案协助和支持,是很重要的。

  施佩克太太表示,在洛杉矶地区,有不少心理上的帮助是低花费的,甚至免费的,但是民众总没注意到。例如城内心理卫生协会有十二个分会,每个分会都设有中心,其他的机构还有免费的诊所、城立医院等。

  自杀防治中心处理个案是在实验计划下进行,所以处理的数量不多。他们希望发展出一套处理的模式,供各相关机构使用。

  人们常视自杀防治中心为生命的守护者。法伯洛认为,如果有人快淹死了,迅速有效的急救,可以使他获救。但拯溺是一回事,防止跳水又是另一回事。也许为了防止溺水,可以把湖滨、海滩和游泳池围起来,只有合格的人才能进入。但是心灵是个广阔的私人池子,而且不欢迎外来的监视。

  自杀既是对压力情境的反应,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地震爆发,将会继续发生。但是,只要自杀者面对死亡时感到犹疑、矛盾,自杀防治就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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