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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佛教名词)

放生(佛教名词)

放生佛教术语)

  中国汉地的放生活动古已有之。狭义单指人命;广义则指一切人命与禽兽。《列子·说符篇》载:“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善!’”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汉地即有在特殊日子放生的说法,甚至已出现了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情况。但持续、广泛的放生习俗的形成,还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春秋战国放生渊源

  先秦源流与形成

  中国汉地的放生活动古已有之。狭义单指人命;广义则指一切人命与禽兽。《列子·说符篇》载:“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善!’”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汉地即有在特殊日子放生的说法,甚至已出现了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情况。

  不忍是很多人的常情, 放生作为零星的事件, 在古代各大文明区应该都有。略略读查几本经典, 就发现 “放生” 于先秦中土, 并非仅是罕见个例, 而是一种影响很大的文化, “放生” 高级动物则是一种亚文化、 仁道式理想文化; 《吕氏春秋》 那种纯属实用目的、 不非时杀的不杀幼鸟, 并非仁者提倡的行为。

  1、西周祭神以陶俑代替活人, 相对于商代的习惯, 就是对一批人牺的制度性放生。 西周时代人文精神的勃兴是东周时期人文精神发展和仁及 (高级 ) 生命论的重要前提。

  2、《论语》 里孔子云 “始作俑者, 其无后乎!” , 相对于陶俑制, 推进了不忍和推爱。

  3、《孔子家语》 “五帝德” 章云 “仁厚及于鸟兽昆虫” , “困誓”章云鸟兽避不义之人。清儒多以此书为伪作。 但伪作论只是猜测, 没有实据, 故难成立。而且, 1973 年河北八角廊西汉墓所出 《儒家者言》 , 与 《孔子家语》 大致相同, 可谓其不同版本, 今人多信 《家语》 不伪。

  4、春秋时期, 晏子认为, 大仁爱应该推及 (部分 ) 禽兽。

  《晏子春秋》 杂上第九章云: “景公探雀鷇, 鷇弱, 反之。 晏子闻之, 不待时而入见景公…再拜而贺曰… ‘君探雀鷇, 鷇弱反之, 是长幼也。 吾君仁爱, 曾禽兽之加焉, 而况于人乎! 此圣王之道也。’ ” 西汉刘向的 《说苑》 也有这个故事。鷇为初生之小鸟。

  景公是性情中人, 因鷇弱而非鷇小而返之, 是出于不忍之心而非出于实用目的。晏子的顺势引导, 也表现了春秋时期贤人的看法: 圣王之道的仁爱, 应该推及 (部分 ) 禽兽。

  而景公的整体为政如何呢?酷刑广泛、 酷税祸民、 暴虐人民。 孔子所谓 “苛政猛于虎” 讲的就是齐景公。 虽有晏子的缓和,但没有完全改变其暴政性, 以致景公死后不几年, 姜齐就亡于田氏。 周革殷命后, 最大的变国事件就是田氏革姜。 齐景公为政接近于桀纣, 实乃亡国之君。

  可见, “放生” 来自佛教论, 把先秦中土人们的道德水平整体地降低到桀纣层次, 完全违反中华文明的实际情况。

  5、齐宣王对牛的放生事例

  据 《孟子 · 梁惠王上》 第七章: 王坐于堂上, 有牵牛而过堂下者, 王见之, 曰: “牛何之?” 对曰: “将以衅钟。” 王曰: “舍之。吾不忍其觳觫, 若无罪而就死地。 ” 对曰: “然则废衅钟与? ” 曰: “何可废也?以羊易之。” 觳觫即惊恐发抖。

  这里, 齐宣王对牛, 就是放生。 他后来解释道, 不是爱财, 是出于不忍。 站在齐国这个大国的君主的位置看, 单论财力, 王室的宗教活动可以不在乎几头牛: 故宣王之释可信。

  或曰: 齐宣王以羊易牛, 博爱不够。 不错。 因此, 孟子在肯定宣王仁心的同时, 也委婉地批评了他以小易大。

  其实, 先秦仁爱一般都是推爱、 等差之爱 (墨家的博爱也非泛爱众生) : 由亲人推及无辜旁人; 由活人推及死人和俑人; 并把生命分出贵贱, 由最贵之人推及某些灵长类生命。这符合人的情感之边际递减性, 现代很多人同情蚂蚁, 但一般不同情蚊子。 齐宣王以羊易牛, 因为在贵贱台阶上, 牛贵于羊; 论推爱, 贵者优先。

  6、孟子的 “君子远庖厨” 论

  《梁惠王上》 孟子对齐宣王曰: “君子之于禽兽也, 见其牛,不忍见其死; 闻其声, 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并云“恩足以及禽兽” 、 “推恩足以保四海” 。

  7、“大德曰生” 是先秦的流行思想

  大德曰生, 论完整关系, 不仅有天地对万物的生育, 还有人对人、 人对其它生命的生育和保护。

  可见,在先秦,放生,在齐景公 (消极放生 )、齐宣王(半积极放生 )那里都有个例; 而且,是出于纯粹德心而非功利;而且, 行为是被赞颂的, 旁边有一种影响很大的文化。孟子的“君子远庖厨”论,几乎接近佛教的泛爱众生,只能作为小众的自律理想。

  佛家的博爱广度,儒墨不及;但儒墨(晏子可谓墨家之祖)的道德深度,佛家不及:佛家的博爱,似为道德之极, 但佛教倡不杀生多是为免恶报、积善多是为得偿,有功利性;舍身伺虎只是难以复制的传说或误传;佛家还是有我的,人的需要之本性决定了佛家博爱的上限,没有看到以辛勤劳动来饲养众生的佛说及 “墨佛”流派, 相反是靠施舍养己,以他人为工具, 也有自私:大众化宗教的后面是功利。另外,至少中土佛教的放生是兼顾功利和灵长,如放生对象是自然生长的龟、蛇、鱼,而非家养的猪、 鸭。儒墨作为入世学派, 异于佛家的出世性, 不可能实行广泛的放生,那样一来,生产难继、且需安置游牧人群,人群必恶 (生存压力内卷化);但放生据次位时, 有补益, 故赞颂。可见,中土的放生有不同类型; 若论文化倡导,道德层次高于天竺的放生。

  《列子》 所载赵简子对鸠的放生,正符合正常的推爱范围。据《周礼》 卷三十,“献鸠以养国老”,当时的鸠乃贵重动物,且灵性高,故属于放生范围, 异于鸡鸭蚂蚁。而且他的放生是为示恩,乃功利, 低于孔、 晏所倡,低于景、 宣所行,实属平常。但持续、广泛的放生习俗的形成,还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形成发展

  一些人之所以面对外界的种种非议仍执着地出钱出力放生护生,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佛经的大力提倡和历代高僧大德的推动。佛诞放生是时下流行甚广的宗教民俗之一。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作为佛诞节仪之一,各地寺院多有放生活动。考此宗教民俗起于宋代,成于杭州,与天台僧人关系甚密。一放生之事古已有之,《列子·说符篇》:“邯郸之民以正月之旦献鸠于(赵)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然其蔚然成俗则是佛教传入以后的事,尤其是六道轮回观念为人们普遍接受之后。

  放生习俗的开展,成为宋代以后佛教深入社会的重要传统之一。放生习俗的形成,既有佛教戒杀护生的思想根源,同时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动。南北朝以来,在皇权贵族的支持下,逐渐以天然海湾为放生池的屏障,形成中国佛教的放生习俗;宋朝以后,僧人在寺院设置放生池,供民众放生,使放生习俗深入民间。明清以来,云栖祩宏修订放生仪规,成立“放尘会”,积极提倡放生。

  放生习俗的渊源

  先秦时期,孔子以舜为好尘榜样,强调环境保护;孟子则强调恻隐之心,并以仁义思想启发梁惠王,《吕氏春秋·异用》、《列子·说符》等已经开创戒杀放尘的风气。佛教传入汉地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