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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佛教名词)

放生(佛教名词)

放生佛教术语)

  中国汉地的放生活动古已有之。狭义单指人命;广义则指一切人命与禽兽。《列子·说符篇》载:“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善!’”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汉地即有在特殊日子放生的说法,甚至已出现了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情况。但持续、广泛的放生习俗的形成,还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春秋战国放生渊源

  先秦源流与形成

  中国汉地的放生活动古已有之。狭义单指人命;广义则指一切人命与禽兽。《列子·说符篇》载:“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善!’”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汉地即有在特殊日子放生的说法,甚至已出现了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情况。

  不忍是很多人的常情, 放生作为零星的事件, 在古代各大文明区应该都有。略略读查几本经典, 就发现 “放生” 于先秦中土, 并非仅是罕见个例, 而是一种影响很大的文化, “放生” 高级动物则是一种亚文化、 仁道式理想文化; 《吕氏春秋》 那种纯属实用目的、 不非时杀的不杀幼鸟, 并非仁者提倡的行为。

  1、西周祭神以陶俑代替活人, 相对于商代的习惯, 就是对一批人牺的制度性放生。 西周时代人文精神的勃兴是东周时期人文精神发展和仁及 (高级 ) 生命论的重要前提。

  2、《论语》 里孔子云 “始作俑者, 其无后乎!” , 相对于陶俑制, 推进了不忍和推爱。

  3、《孔子家语》 “五帝德” 章云 “仁厚及于鸟兽昆虫” , “困誓”章云鸟兽避不义之人。清儒多以此书为伪作。 但伪作论只是猜测, 没有实据, 故难成立。而且, 1973 年河北八角廊西汉墓所出 《儒家者言》 , 与 《孔子家语》 大致相同, 可谓其不同版本, 今人多信 《家语》 不伪。

  4、春秋时期, 晏子认为, 大仁爱应该推及 (部分 ) 禽兽。

  《晏子春秋》 杂上第九章云: “景公探雀鷇, 鷇弱, 反之。 晏子闻之, 不待时而入见景公…再拜而贺曰… ‘君探雀鷇, 鷇弱反之, 是长幼也。 吾君仁爱, 曾禽兽之加焉, 而况于人乎! 此圣王之道也。’ ” 西汉刘向的 《说苑》 也有这个故事。鷇为初生之小鸟。

  景公是性情中人, 因鷇弱而非鷇小而返之, 是出于不忍之心而非出于实用目的。晏子的顺势引导, 也表现了春秋时期贤人的看法: 圣王之道的仁爱, 应该推及 (部分 ) 禽兽。

  而景公的整体为政如何呢?酷刑广泛、 酷税祸民、 暴虐人民。 孔子所谓 “苛政猛于虎” 讲的就是齐景公。 虽有晏子的缓和,但没有完全改变其暴政性, 以致景公死后不几年, 姜齐就亡于田氏。 周革殷命后, 最大的变国事件就是田氏革姜。 齐景公为政接近于桀纣, 实乃亡国之君。

  可见, “放生” 来自佛教论, 把先秦中土人们的道德水平整体地降低到桀纣层次, 完全违反中华文明的实际情况。

  5、齐宣王对牛的放生事例

  据 《孟子 · 梁惠王上》 第七章: 王坐于堂上, 有牵牛而过堂下者, 王见之, 曰: “牛何之?” 对曰: “将以衅钟。” 王曰: “舍之。吾不忍其觳觫, 若无罪而就死地。 ” 对曰: “然则废衅钟与? ” 曰: “何可废也?以羊易之。” 觳觫即惊恐发抖。

  这里, 齐宣王对牛, 就是放生。 他后来解释道, 不是爱财, 是出于不忍。 站在齐国这个大国的君主的位置看, 单论财力, 王室的宗教活动可以不在乎几头牛: 故宣王之释可信。

  或曰: 齐宣王以羊易牛, 博爱不够。 不错。 因此, 孟子在肯定宣王仁心的同时, 也委婉地批评了他以小易大。

  其实, 先秦仁爱一般都是推爱、 等差之爱 (墨家的博爱也非泛爱众生) : 由亲人推及无辜旁人; 由活人推及死人和俑人; 并把生命分出贵贱, 由最贵之人推及某些灵长类生命。这符合人的情感之边际递减性, 现代很多人同情蚂蚁, 但一般不同情蚊子。 齐宣王以羊易牛, 因为在贵贱台阶上, 牛贵于羊; 论推爱, 贵者优先。

  6、孟子的 “君子远庖厨” 论

  《梁惠王上》 孟子对齐宣王曰: “君子之于禽兽也, 见其牛,不忍见其死; 闻其声, 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并云“恩足以及禽兽” 、 “推恩足以保四海” 。

  7、“大德曰生” 是先秦的流行思想

  大德曰生, 论完整关系, 不仅有天地对万物的生育, 还有人对人、 人对其它生命的生育和保护。

  可见,在先秦,放生,在齐景公 (消极放生 )、齐宣王(半积极放生 )那里都有个例; 而且,是出于纯粹德心而非功利;而且, 行为是被赞颂的, 旁边有一种影响很大的文化。孟子的“君子远庖厨”论,几乎接近佛教的泛爱众生,只能作为小众的自律理想。

  佛家的博爱广度,儒墨不及;但儒墨(晏子可谓墨家之祖)的道德深度,佛家不及:佛家的博爱,似为道德之极, 但佛教倡不杀生多是为免恶报、积善多是为得偿,有功利性;舍身伺虎只是难以复制的传说或误传;佛家还是有我的,人的需要之本性决定了佛家博爱的上限,没有看到以辛勤劳动来饲养众生的佛说及 “墨佛”流派, 相反是靠施舍养己,以他人为工具, 也有自私:大众化宗教的后面是功利。另外,至少中土佛教的放生是兼顾功利和灵长,如放生对象是自然生长的龟、蛇、鱼,而非家养的猪、 鸭。儒墨作为入世学派, 异于佛家的出世性, 不可能实行广泛的放生,那样一来,生产难继、且需安置游牧人群,人群必恶 (生存压力内卷化);但放生据次位时, 有补益, 故赞颂。可见,中土的放生有不同类型; 若论文化倡导,道德层次高于天竺的放生。

  《列子》 所载赵简子对鸠的放生,正符合正常的推爱范围。据《周礼》 卷三十,“献鸠以养国老”,当时的鸠乃贵重动物,且灵性高,故属于放生范围, 异于鸡鸭蚂蚁。而且他的放生是为示恩,乃功利, 低于孔、 晏所倡,低于景、 宣所行,实属平常。但持续、广泛的放生习俗的形成,还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形成发展

  一些人之所以面对外界的种种非议仍执着地出钱出力放生护生,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佛经的大力提倡和历代高僧大德的推动。佛诞放生是时下流行甚广的宗教民俗之一。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作为佛诞节仪之一,各地寺院多有放生活动。考此宗教民俗起于宋代,成于杭州,与天台僧人关系甚密。一放生之事古已有之,《列子·说符篇》:“邯郸之民以正月之旦献鸠于(赵)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然其蔚然成俗则是佛教传入以后的事,尤其是六道轮回观念为人们普遍接受之后。

  放生习俗的开展,成为宋代以后佛教深入社会的重要传统之一。放生习俗的形成,既有佛教戒杀护生的思想根源,同时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动。南北朝以来,在皇权贵族的支持下,逐渐以天然海湾为放生池的屏障,形成中国佛教的放生习俗;宋朝以后,僧人在寺院设置放生池,供民众放生,使放生习俗深入民间。明清以来,云栖祩宏修订放生仪规,成立“放尘会”,积极提倡放生。

  放生习俗的渊源

  先秦时期,孔子以舜为好尘榜样,强调环境保护;孟子则强调恻隐之心,并以仁义思想启发梁惠王,《吕氏春秋·异用》、《列子·说符》等已经开创戒杀放尘的风气。佛教传入汉地后,昙无谶译《金光明最胜王经·流水长者子品》为佛教放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商汤之所以讨伐成功,除了擅用万物之外,更懂得珍惜生灵,不让一切生命被赶尽杀绝,其治国所行仁爱之风,山“成汤解网”事迹可见一斑。《吕氏春秋·异用》记载:

  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也?”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网罟,今之人学纡。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

  成汤仁民爱物,强调放尘为上合天心,下顺民意,仁君不忍见猎人四面布网,有违上天好生之德,于是去除三面,仅存一面:并更改祝祷词,化杀戾气为和祥之气,表现了统治者若行放生将比杀尘较易获得民心。

  “成汤解网”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莲池《戒杀放尘文》仍然引用其故事。《列子·说符篇》记载了“周简子正旦放生”的故事:

  邯郸之民,以正月元旦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然。”’山此可知,邯郸在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风俗,但是民间放生主要是表示对生灵的恩惠,先捕生灵然后再放之,则功过难以相抵。当时,周简子听众门客劝导,将“捕物放生”的作法改为“禁民捕捉”,这是中国禁止屠钓的早期记载。

  春天生物滋长,古人已有保护生物措施,《礼记·月令第六》说:“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牡,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天、飞鸟,毋麛毋卵。”:在春天万象更新之际,切勿伐木营生、覆巢嬉戏、残害幼苗等,否则有失大地万物生存之道。

  “成汤解网”和“正旦放生”说明了放生习俗在中国文化具有深厚的思想背景。昙无谶译《金光明最胜王经·流水长者子品》为佛教的放生提供了自身的资源,内容简录如下:

  流水长者子不忍鱼为日所曝,乃求其国王,与以二十大象,暂往负水,济彼鱼命,王允其请。长者子乃及请二子,至象厩中,随意取二十大象,双从酒家多借皮囊,往决水处,以囊盛水,象负至池,泻至池中,水即弥满,还复如故。流水长者子救起濒死之鱼,予之水、食,为其解说大乘经典,诸鱼闻经后,皆生忉利天。’

  《流水长者子品》对佛教的放生习俗具有重要的影响,如十二因缘法、诸佛菩萨圣号、放生功德偈、放生程序、放生仪轨等。流水长者子救鱼放尘的情节,增进了中原人士对佛教放尘思想的理解,更易于接受和传播。

  儒家的放生思想源于恻隐之心,如“子产畜鱼”等具有影响力。所以,佛教的放尘结合了儒家的号召力,能够顺利推行于民间。

  宋以前的放生活动

  南北朝以来,放尘习俗逐渐流行。北魏献文帝下敕,勿用牲畜祭祀天地宗社,每年活七万五千牲畜的性命。北齐文宣帝实践佛教的慈悲教法,积极断绝肉食。天保七年(556)五月,文宣帝认为肉食是违反慈悲,故不食肉。天保八年(557)四月庚午颁诏禁取虾、蟹、蛤、蚬等,只准捕鱼;同月乙酉,不论公私禁绝以鹰、鵄猎狩。天保九年(558)二月下诏,限令在阴历十一月和一月准许烧野,此外一律不准用火。、

  梁武帝撰写《断酒肉文》,下敕以蔬果为宗庙祭祀用品。而且,梁武帝造十三无尽藏,实践放生与布施二科。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序》说:

  别敕至到张文体, 日往屠肆命切鼎俎,即时救赎济免亿数,以此为常。文休者先为运吏,辄散运米与贫民,应入大辟,上愍其一分,恻然不许。非唯赦其重奉,乃加以至到之目,既非凭暖之市义,又无汲黯之请罪。人微宥重,过于昔时。文休既荷嘉贷,未尝暂怠, 日中或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飞,击鼓扬幢,负担驰逐,家禽野兽殚,四生之品,无不放舍焉。是时朝臣至于民庶,并各随喜

  梁武帝命令张文休每天去屠宰场,买下即将被杀的生物,然后放生。王公贵族以及市民受梁武帝的影响,积极参与、推广放生。

  梁元帝(55l—554在位)下诏建立放生亭,并且撰写《荆州放尘亭碑》:

  鱼从流水,本在桃花之源;龙处大林,恒捻浮云之路。岂谓陵阳垂钓,失云失水;庄子悬竿,吞钩天饵。虽复元龟夜梦,终见取于宋王;朱鹭晨飞,尚张罗于汉后。譬如黄雀伺蝉,不知随弹应至;青鹤逐兔,讵识杠鼎方前。北海之食,鹦鹉未始,非人西王之使传信,谁云贱鸟。故知鱼鸟之观,俱在好生。欲使金床之膈更返,街阳之侣,雪山之鹿,不充食萍之宴。

  梁元帝将古人好生的典故重新整理诠释,显出他怀仁心以治天下,广收教化民心之功效;

  陈宣帝太建十三年(581),智颢劝请陈宣帝下诏禁止采捕。智颉目睹民众以捕鱼网罟相连四百多里,于是购买江海弯典型段为放生池:并且为渔民讲《金光明经》,渔民闻法改行转业,好生从善,并献临海江沪溪梁六十三所,达三四百余里,为放生池,徐陵树碑阐明因缘。

  时至唐代,放生习俗非常盛行。《续高僧传·道胄传》记载,道胄于诸州建造放尘池一百余所,多有灵感。’“安史之乱”后,政局动荡不安,人心惶惶,民生凋敝,饥荒四起。唐肃宗于乾元二年(759)下诏,设立放尘池八十一所,从山南道、剑南道、黔中道、荆南道、岭南道、江西道、浙江道诸道,一直到升州的江宁、秦淮太平桥及临江带郭上下五里,颜真卿撰《放生碑文》。诏书中所谓的临江海一带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与智颉以天然的海湾为放生池屏障之形式相雷同。

  宋代放生习俗的流行

  宋代以来,放尘在朝廷的推动和民众的参与下更是盛行。宋太祖下诏民间二月至九月,不许采捕弹射。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杭州天竺灵山寺慈云遵式上奏朝廷,以西湖为放生池,而且自制“放尘慈济法门”。《佛祖统纪》卷四十四说:

  宰相王钦若出镇钱唐,率僚属诣天竺灵山,谒慈云法师遵式,请讲法华。叹曰:此道所未闻,此人所未见也。即为奏锡天竺旧名。师奏请西湖为放生池,每岁四月八日,郡人会湖上纵鱼鸟,为主上祝寿。

  放生为慈悲济世法门,为求皇帝延年益寿、长命百岁,所以恳求皇帝于每年四月八闩佛诞节时,大行放尘会,为天子祝圣,获得恩准。

  《金园集》收录了遵式的《放尘慈济法门》,在序言的开篇说:“儒冠五